这里是CW未命名色彩。

整理 | 石皱 音君

图源 | 网络

制作 | 王奇奇

父权制下的压迫者始终是矛盾着的一方。以家庭为例，虽然在家庭之中，父母常常被放在压迫者、权威的位置，但ta们实际上和孩子一样，是一个在感受、思考与行动的主体，ta们也会有自己的困惑、焦虑与压力。尤其在与孩子的对话过程中，不同时代下成长的人之间的差异同样会让ta们不知所措。只是作为父母，有更多的权力拒绝交流、甚至以控制孩子的方式解决冲突，但ta们并非毫无感情的机器。

一方面，有发言者提出应该促成某种利益共同体，将通常观点中的性别压迫者纳入对抗父权制结构的行动之中。父母在整个社会规训之下被要求承担特定的分工义务，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家庭活动具有某种事业性。父母对自身职责的理解与孩子对父母的真正期待并不一致，因此应该促进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对话，组成推动父权制结构变革的联结力量。

另一方面，有发言者认为持续的反抗和挣扎不能够被忽视。基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压迫者往往无意识地伤害性别结构中的弱势者，而如果社会甚至都不能够帮助个体走出暴力的阴影，又凭什么要求ta们应当有力量反对更为庞大的结构呢？走出的受害者的身份，参与到联结多方主体和改变现状的行动是必要的，但是正在发生的无可挽回的暴力、人们正在承受的痛苦也需要被我们察觉，如何使自己和ta人的伤口愈合同样是我们应当思考的事情。

另外，有发言者提到，本次的主题中“东亚“这一概念太过广泛，而在具体的讨论中，大家对父权制、反抗与建构性别平等多元的环境的思考更多是立足于中国社会这一地理文化范围内，以及不同时代的个体理解世界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因此，基于中国社会这一地理文化范围，几位发言者分别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家庭模式在时代变化中的演变的看法，也将父权制与家庭模式联系，指出当某个个体试图在家庭中打破固有的、不平等的性别秩序时，家庭与家庭成员会面临怎样的压力与困难。最终由对现实的认识与反思共同探讨如何建立全新的、性别平等多元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的家庭模式在时代变化中的演变

有发言者指出，中国的家庭模式在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很大改变。从前的小农经济和生育政策下，可能一个家庭有多个权力者（如父母、兄姊）负责新劳动力的生产，但随着城市化发展和生育政策的调整，人数较少的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主流，使得家庭权力集中在父母两个人身上，加强了两代人间的矛盾。同时，由于中国城市化不充分，当代家庭模式仍较大程度上保留着小农经济的痕迹，有一定的封闭性，依然是家长制。因此，应当尽量适应多元社会经济结构以优化家庭内部关系，形成多元的家庭模式。

另外有发言者从异性恋霸权社会这一角度来看待家庭的功能。家庭是异性恋霸权社会的元单位，它承担着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因此家长权力主要用于教育和实践社会规范，使孩子服从于特定的性别框架。一方面，家长利用情感关系和权力迫使孩子接受社会“规则”；另一方面，家长也面临着异性恋霸权社会的舆论压力，当孩子反对社会规范时，家长，尤其是母亲需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因此性别压迫的真正来源是社会结构，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处于整体的压迫环境中，在这个意义上，形成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打破以压迫ta人而改变自身受压迫处境的恶性循环是可能的。

权威话语对性别不平等的强化

在国家推行科学育儿观的背景下成为父母的人，相比较从前，在孩子的成长方面会更在意ta们的身心健康问题。虽然从人口政治的角度，科学育儿观的推行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优生学，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干预一个生命的出生以至成长成人，仍然缺乏的是对一个孩子个人主体性的承认；但是对微观的个人来说，尤其是父母，在科学观念的普及下，能够更多地意识到建立家庭和养育孩子、守护ta的健康这些事上个人的责任与道德。

也有发言者提到《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并认为从提案本身及教育部的回应中以“男女都要阳刚、强健”，类似于男女平等的话语回避提案中对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区分进行强化的问题。然而教育部的回应实际上是一种小心翼翼的策略，不去直面话语中对性别不平等的固守，对于现实中性别结构中的不公平、暴力更是闭口不谈，而是以“慕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试图将男性与女性，更不要说在争论中不被允许出现的性少数群体，全都包括进社会运作中，以社会的稳定与表面的和谐。同时大家认为，这一提案及回应与“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一脉相承的，权力或是说，政权的掌握者赋予女性“半边天”，要求女性和男性一样在建设的过程中同样创造自身的价值，但是长久存在的，社会基于性别而附加在女性身上的压力，比如家庭中的母职，在权威的话语里是没有被提及的。

从“妇女能顶半边天”到科学育儿观以至提案，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体制之中权力的意志，通过话语、政策等方式反映和影响家庭模式、家庭道德或者是主体在性别秩序中的处境。有发言者认为，在面对庞大的体制时，我们不一定无能为力，我们可以从自己的或者所接触的家庭出发，尝试由家庭内部成员自主地决定某种共同生活的模式，与普遍地、遵循传统性别分工、服从于性别秩序不同，依循特殊且多样的主体的意愿建立多元化的家庭，从而解构与对抗权威。

普及性教育

社会性别规范压迫着结构中的每个人，为了形成利益共同体，则需要形成某种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间的共识。一个比较有效且重要的办法是普及性教育，通过这种方式缓解彼此的对抗，才有可能从小的方面开始共同反抗大的父权制。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观念的斗争、变革。并且这种变革有两种方向，一种则是打破家庭作为唯一社会规训场所的局面，分散劳动力再生产主体，另一种是改变、优化家庭生产的规范观念。

在全民义务教育的背景下，学校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家庭的部分功能成为另一主要社会规训场所。实际上，家庭和学校构成一个联合体，二者联动，但又处于时刻的博弈当中。但如果仅看到两个规训系统的合作和对抗，则会忽视孩子（学生）的主体性，后者完全被当作一个被动的客体，这依然是一种父权中心的视角。

因此我们也必须考虑作为被压迫者的主体行动。在中国，作为学生，像学生会或者其他的学生组织建立的社团或者其它类似的事物，这些能够代表被压迫者的声音。尽管在当下不一定能够很有效的参与到和家庭学校的博弈之中，但必须持续地要求、争取这种力量和想法得到权威如家长、学校、公权力的承认。

只有当这三个主体实现有机的沟通，有共同的目标时，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换言之，性别规范的转变是一种整体框架下的问题，它要求作为整体的行动的力量来实现自身。从个体观念的改变出发，去动摇社会整体。

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然而现实中的抗争也好、交流对话也好是不会停止的。不论是对现实绝望还是因为一些可爱的人或事而对世界尚抱有微小的期待，或许我们都要试着在黑暗中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彩色世界，哪怕与强大的体制和权威比起来，我们的肉身与思想都脆弱不堪。最起码，创造是在帮助我们自己和一切我们珍惜的人。

其实到最后关于个人是否要采取和坚持一种对抗或是非对抗的姿态，大家并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回答。在讨论中，对现实的反思与探究如何行动与创造，更多的是以理论的形式，进行较为抽象的思考，而较为缺少个人经验的分享。这种情况下可以获得一些宏观整体的对中国家庭模式与性别结构的认识，但是个体的选择，没有确切的答案。

此外，事实上每个人因其处境不同而采取的反抗姿态有差异，我们没有资格提出某种普遍的方式并要求每个人都遵循。现实中，因为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和社会救助体系、法律与执行的不完善，与家庭、学校或是其他权威对抗乃至决裂，可能一些时候，是作为孩子或者学生的主体迫不得已，在得不到他人理解与有效的帮助的情况下不得不面临的境地。

总而言之，一方面，如果我们幸运地走出了伤痛，或是能够承受痛苦，在促进整体的改变这件事上，我们需要联结不同的主体，通过长久的对话和深层次的理解。任何人都是值得更好的世界的；但是另一方面，不幸者愤怒和悲伤的声音也必须被听见。我们无法一厢情愿地想着和解，仍然要面对在交流变得不可能之时出现的暴虐与疯狂，努力不让美好的灵魂因为人造的恶意而绝望地离开。